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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会定下了北疆政权的整体架构与核心原则，但要将这些宏大的构想转化为具体可行、深入人心的律法与政策，则需要更加细致繁复的工作，以及应对随之而来的、更加隐蔽而激烈的斗争。
承运殿的朝会结束后，真正的博弈战场，转移到了新设立的“尚书省”官署以及陈文主持的“律法馆”。这里聚集了来自法家、儒家、墨家、乃至熟悉旧朝律法的吏员，他们的任务，是在三个月内，编纂出台一部涵盖军政民政各个方面的《北疆暂行法典》。
法典的编纂，绝非易事。每一个条文的拟定，都牵扯到不同群体的利益，体现着不同的理念。
许行代表的“耕战派”农家，力主“土地公有，授田于民，限制兼并”，以确保耕者有其田，防止豪强坐大。这符合北疆一直以来推行《垦荒令》的精神，也得到了军中大量出身寒微将领的支持。
然而，以沈万金为首的一些掌管财政、商贸的官员，以及部分来自地方、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归附官吏，则提出应“承认私产，鼓励流转，以增赋税”。他们认为，过于严格的土地管制会挫伤生产积极性，不利于吸引流民和积累财富。
双方在律法馆内争论不休。
“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地为本！若无地可耕，一切皆空！必须抑制兼并，保障小民！”许行据理力争，声音洪亮。
“许院长，若无利益驱动，谁愿投入巨资开垦荒地、兴修水利？承认私产，方能激发活力！况且，赋税从何而来？难道全靠盐铁之利？”沈万金寸步不让。
陈文作为总负责人，并未轻易表态，而是引导双方列举利弊，寻找平衡点。最终，在林枫的授意下，法典采取了折中方案：承认现有私田，但严格限制未来土地兼并的规模；新开垦的荒地，前五年仍实行“授田制”，五年后耕作者可优先购买，转化为私产；同时设立“常平仓”和“农贷”，平抑粮价，帮助贫苦农户。
既保障了基本公平，又留出了发展空间。
墨家钜子相里勤和公输衍，联合提出设立“工匠爵位”与“专利制度”的条款，要求明确工匠的技术成果受到法律保护，并可凭技术获得爵位和收益。这在“士农工商”等级森严的传统观念中，无疑是石破天惊。
“工匠贱业，安能与士人同列？！”一些出身儒家的文官立刻激烈反对，“奇技淫巧，偶有所得，岂可授爵？长此以往，礼法何存？！”
“荒谬！”公输衍怒斥，“若无工匠，尔等衣食住行，军中利器，从何而来？墨家之道，在于利天下！工匠之技，亦是大道！为何不能授爵？！”
苏晓也从医家角度声援：“医药之道，亦是技艺。若能研制新药，活人无数，其功难道不如阵前斩将？”
这场争论，触及了“实学”理念最核心的部分——是否真正打破出身和行业的界限，唯才是举，唯功是赏。
林枫的态度异常坚决。他明确指示陈文：“工匠、医者，凡有重大贡献，利于国计民生者，视同军功，可授爵位，享尊荣！专利之法，必须确立，以鼓励创新！此条，毋庸再议！”
最高统治者的强力支持，使得这条极具开创性的律法得以通过。消息传出，北疆乃至天下各地的工匠、医者、乃至其他技术性人才，无不欢欣鼓舞，视北疆为梦想之地。
随着南疆使者阿萝的正式驻留，以及西域商路的繁荣，如何处理与异族的关系，也成为了法典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兵部将领如石蛮等，多主张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要求严格限制异族活动范围，加强军事管控。
而陈文、苏晓以及负责商贸的沈万金则认为，应当“怀柔远人，互通有无”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允许异族在指定区域贸易、居住，甚至对愿意归化、遵守北疆律法者，给予平民待遇。
阿萝也代表南疆，表达了希望获得更平等贸易地位和部分自治权的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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